徽派建築，美如一幅天生畫卷。圖/視覺中國
在山水，在村落
在徽商氣度，在士子風流
幾乎每一個建築系或美術系的學生，都曾去過安徽的古村落。
黟縣宏村，群星在夜空中閃爍，月沼裡倒映著燈火。 圖/方托馬斯
在他們寫生的畫冊裡，粉墻黛瓦的古屋靜默在小橋流水之間，這些徽派建築，仿佛本身就是從水墨丹青中跑出來的，執筆者要做的只是將之“臨摹”回紙上而已。
雖然“徽派建築”廣為人知，其名稱卻經常會被理解成“安徽風格的建築”。實際上，不管是“徽派建築”的“徽”，還是“安徽”的“徽”，都來源於一個正在消逝的古地名——徽州。
黃山，以一個“奇”字名揚天下。 圖/方托馬斯
那麼，徽州到底去哪了？
徽州，只剩下一座黃山？
古徽州在今江西、安徽、浙江三省交界之地。
清徽州府的“一府六縣”格局。繪圖/Paprika
從北宋末年改“歙（shè）州”為“徽州”，到辛亥革命之後“廢府存縣”，除元末曾短暫改稱“興安府”外，徽州之名先後沿用將近780年之久。其區域也一直保持著唐朝所奠定的“一府六縣”格局，下轄歙縣、黟（yī）縣、休寧、祁門、績溪、婺源六縣。
黃山上的“猴子觀海”，看盡了徽州一地的滄桑變化。
圖/石耀臣
而至近代，徽州府經歷了行政區劃的變革，被“掐頭去尾”——先是最南邊的婺源轉隸江西，後則最北邊的績溪劃歸安徽宣城，同時撤銷了徽州地區，主體部分作為今天黃山市存在，其下僅保留一個徽州區，面積不過古徽州的百分之三。
黟縣盧村，村落邊田園環繞。
圖/張建平
對於更名“黃山”這件事，老徽州們心情頗為復雜：一方面所謂“黃山歸來不看嶽”，黃山一直是徽州的驕傲，生活在水墨畫似的黃山腳下，徽州人對於他鄉的山，大多是瞧不上的；然而真要以一座山來作為市名，本地人卻也不太高興，套用汪曾祺老先生說高郵咸鴨蛋的一句話，“好像我們那窮地方就出石頭似的！”
黃山市地形圖
。繪圖/Paprika
徽州確實“出石頭”，但遠不止黃山一座。
歷經多次地層的斷裂，徽州地區的中部形成了斷陷盆地，兩側斷塊則隆起成山，因而境內多山地丘陵，自古被稱為“山限壤隔之地”。據《徽州地區簡志》所載，徽州地區在撤銷轄區前面積13403平方公里，其中山地丘陵總面積達到了10578平方公里。
春天，歙縣石潭村，盆地中的村莊和農田被環繞在青山之間。 圖/方托馬斯
在北部，黃山山脈綿亙東西，為長江水系與錢塘江水系之分水嶺，其蓮花峰海拔1864.8米，在高度上冠絕全省；往東南一帶，白際山與天目山連做一片，作為浙江與安徽二省的界山；到西南，五龍山分隔了婺源與休寧，在撤銷徽州地區後，則成為了贛、皖兩地的分界。從地圖上看，整個徽州四面八方都被群山包圍，連天際峰，飛鳥難度。
正是因為連綿的山，催生出了徽州的新安畫派，多以徽州的黃山、白嶽（齊雲山）為題材，其畫風簡淡高古，別開生面。自開創以來，歷朝歷代名家輩出，清初以畫家漸江為首；到近現代，山水畫宗師黃賓虹也受“新安畫派”影響頗深。
新安畫派始祖弘仁的畫作。弘仁(1610—1664)，本名江韜，明亡後削發為僧，改名弘仁，徽州歙縣寒江村人。圖/Honolulu Museum
而在徽州的“八山一水半分田”的格局中，水的作用同樣不容忽視。
以黃山一脈為界，徽州境內的青弋江往北匯入長江，閶江、樂安江則向南流入鄱陽湖。而徽州的母親河新安江，為錢塘江水系之上遊，其南支稱為率水，北支喚作橫江，兩者在屯溪大橋之下匯合後始稱新安江，流經休寧、歙縣後，在浙江的淳安縣內蓄水成壩，誕生了有“天下第一秀水”之稱的千島湖。
新安江綿潭段，綠水繞村莊。 圖/張建平
在連綿起伏的山地中，發源於其間的流水不斷向低處的盆地匯集，歷經長久的沖刷，形成了大小不一、相對平緩的土地。在溪水匯成河流之後，這些利於農植的沿江盆地，面積小而零碎，如同被江河串起來的珍珠，卻成為了徽州人最初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因而徽州的村落大多“依山建屋，傍水結村”。
在徽州，山水的作用遠不止觀賞。
婺源江嶺，村莊與梯田都建在雲霧繚繞的山間。 圖/龔躍賢
四圍的群山如同堅厚的壁障，隔絕了動蕩年代戰火的沖擊；蜿蜒的河流則灌溉出肥沃的良田，開辟出人們繁衍生息的空間。獨特的地理環境，使得徽州成為了一方“桃花源”式的秘境，使之寬容地接納著漂泊無定的他鄉之客，讓這裡成為他們新的故鄉。
在徽州，聽見歷史的回響
徽州是一處廣納天下遊子的溫柔鄉。當我們尋找徽州的時候，會發現她既是許多故事的“歸處”，也是新的起點，如同參天大樹，枝葉繁茂，記錄著“歷史的回響”。
2014年元宵節，歙縣許村敦睦堂的許姓男丁，在村中大觀亭前舞起大刀祭祀自己的祖先祈求新年平安。
圖/張建平
公元904年，大唐早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。
天下藩鎮割據，權臣朱溫逼迫唐昭宗遷都洛陽，在途經陜州（在今河南三門峽）的時候，皇後何氏誕下一子，因前路未卜、生死難料，故將幼子轉交給了親信婺源人胡三。胡三不辱使命，把這個孩子帶回家鄉，易姓為胡，取名“昌翼”。至後唐同光三年（925年），弱冠後的胡昌翼考中明經科進士，胡三才將其身世一一相告。
西遞村的追慕堂，其中供有李世民塑像。圖/王寰
這本來或許是一個“哈姆雷特”式的復仇故事。然而胡昌翼卻選擇了終身不仕，一生隱居於婺源考水，治經授業。他的後人在宋代元豐年間遷至黟縣的西遞村，開枝散葉，“紅頂商人”胡雪巖、著名學者胡適，都是這支李唐血脈的後代。
因避難而到來，並紮根此地的，胡昌翼既不是第一個，也不是最後一個。唐代“安史之亂”爆發後，曾有數十個大姓遷至徽州，在這片山水田園安居下來。而在這之前與之後，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兩次“衣冠南渡”——“永嘉之亂”後的晉南渡與“靖康之難”後的宋南渡時期，都有大規模的北方士族陸續避禍而來。
龍川明代胡氏宗祠，徽州績溪的胡氏又分為“龍川胡”、“明經胡”、“紫金胡”與“遵義胡”。圖/張建平
龐大的移民群體裹挾著歷史的碎片，在這片土地上歸於雲淡風輕，只剩下些許舊跡——至今，西遞村的追慕堂中，依舊供奉著先祖李世民的塑像，兩廂繪有豐腴肥碩的“昭陵六駿圖”，讓人不時想起唐人的審美；而歙縣的唐模村，得名於唐末時汪氏子孫對於盛世繁華的追憶，他們的祖先正是唐越國公汪華，村中那株五代時栽種的銀杏樹，則早已見證了百代的興衰。
唐模銀杏樹是
唐模始祖汪思立親手所植，今已歷1380餘年。 圖/張建平
由於徽州人多系中原士族的後裔，厚重的血脈傳承，使得他們特別看重宗族關系；加上作為“程朱理學”開創者程顥、程頤及集大成者朱熹的故鄉，理學中森嚴的宗法制度，在這片土地上盛行。因而徽州人往往按照姓氏，聚族而居形成“一姓之村”，並在井然有序之中，規模日益壯大。
2012年正月十五下午15時，歙縣葉村洪氏宗祠的後裔們在享堂內“疊羅漢”這一習俗已經延續百年。 圖/張建平
然而，人口的增加也使得原本多丘陵而少平地的徽州，難以養活這片土地上的千門萬戶，因而大量的徽州人只能走出家園，明朝王世貞曾言：“大抵徽歙，人十三在邑，十七在天下。”說的就是徽州人大半都在外頭打拼。
此時，曾經庇護著這方“世外桃源”的群山，成為了阻攔“徽駱駝”們的絆腳石。為了走出去，經歷數代的篳路藍縷，徽州人在崇山峻嶺間開辟了通向四方的古道。
徽州古道圖
。繪圖/Paprika
而四通八達的水系，則成為了徽州商人們先天的地理優勢。往東沿新安江而下，經富春江、錢塘江，即可抵達杭州，進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一帶；向北入長江，順流而下則可至南京、鎮江、揚州，經京杭大運河溝通各地。
《徽商水路程圖》曾是徽州商人外出經商必備的道路指南
。攝影/張建平
所謂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。十三四歲，往外一丟”，正是這些早早背負著家族使命的徽州人，或在外經營，成為了富甲一方的名商巨賈；或有一技之長，是遠近馳名的能工巧匠；而留守在家的，發掘出家鄉的特色物產，通過水陸交通供向各地；更多的，則潛心治學，參與科舉考試，走上了仕途。
他們同心協力創造出來的物質、文化財富，支撐起整個徽州的興盛繁榮，而人們記憶裡的徽州，同樣隱藏在這些人留下的痕跡之中。
士農工商，全面發展
徽州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？
假如把歷史比作一個大班級，那徽州一定是班裡最優秀的學生。這位“優等生”交出的“作業”，涵蓋了“士農工商”的方方面面；並有著“特長學科”，在商業上具有突出成就，打通了“商”與“士”之間的隔閡，形成徽州人的“儒商”模式。
休寧縣，始建於明代的木梨硔（hóng）村，雲海環繞。圖/張建平
然而徽州人取得的斐然成績，是被環境逼出來的。
古徽州在萬山環抱之中，山嶺間水流湍急，不易蓄水，盡管土地肥沃，卻缺少灌溉條件。《歙縣志》中稱其“十日不雨，則仰天而呼”，而“一朝雨過，山漲暴出，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”，因此當地居民深受洪澇之災。
2010年7月17日歙縣豐瑞裡村的村民、把保佑地方安康的太陽菩薩汪華、抬到田野中間焚香祭祀、祈求保佑五谷豐登。
圖/張建平
為了保留僅有的耕地，徽州人不斷地開辟池塘、修築堤壩，將水引入農田之中，不僅解決了灌溉問題，還將湍急的河流改造成了利於行船的航道。被稱作“江南第一都江堰”的漁梁壩，幾百年前就成為了新安江上商賈往來的碼頭，以至於被視為徽商興起的源頭。直至今日，這座歷經滄桑的水利工程仍保存完好，向世人展示著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。
漁梁壩，號稱“江南第一都江堰”。圖/方托馬斯
可是就算解決了農田，土地的稀缺依然是徽州的大麻煩，今天形勢依然嚴峻的“住房問題”，在當時也困擾著“地少人多”的徽州，尤其是徽州人多遷自中原一帶，住慣了北方閉合式的大院子，難以適應當地的條件。
因此，徽州的匠人們匯集了南北之長，在北方院落的基礎上融入了南方人架樓而居的特點，將寬闊的庭院逐步縮減成集采光、取水、通風、裝飾等功效於一體的“天井”，並在屋頂上架設昂然挺立的“馬頭墻”，解決了緊湊院落間火災易於蔓延的問題。
婺源理坑。徽派建築中的天井。圖/張建平
本是在解決住房問題中產生的“徽派建築”，卻在徽州人匠心之下，成為了文化元素符號之一，粉墻黛瓦，驚艷了世人。近在無數人夢中江浙一帶的“小橋流水人家”，遠在貴州大山深處的屯堡裡，都有著“四水歸堂”的天井、馬頭墻和粉墻黛瓦這些徽派建築元素的痕跡。
如果說徽派建築的誕生是為了解決“住房難”，那麼房屋間裝飾的“徽派三雕”——磚雕、石雕和木雕則體現了精致的徽州人對於審美的追求。從山水人物到鳥獸蟲魚，皆在徽州人的一室之內。而隨著徽商的崛起，“徽派三雕”的技藝，也走向了大江南北。
西遞村，建築中的石雕。 圖/視覺中國
僅明朝嘉靖41年，徽州官定註冊的工匠就有3066人。這些徽州匠人將徽州工藝帶向全國各地，在揚州的園林中，隨處可見他們的印記，連古今儒生的聖地——曲阜孔廟的修建，也有他們的參與，其大成殿前栩栩如生的石雕龍柱，正是徽派匠人的手筆。
徽派三雕之一的磚雕。 圖/方托馬斯
而徽州人的“士農工商”之路，又以徽商最為人所稱道。最開始徽商的崛起，可謂兼具天時、地理與人和的功勞。
由於耕地稀少，徽州人經商的風氣早就開始流行，唐人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所言“商人重利輕別離，前月浮梁買茶去”的浮梁，即在當時徽州的祁門縣，可見祁門一帶在唐朝已有茶葉生意往來。徽州人的商業頭腦，早早就開始形成。到今天，祁門紅茶早已成為了中國十大名茶之一。
涇縣宣紙的制作。圖/方托馬斯
而從南宋遷都臨安（今杭州）開始，經濟中心逐漸南移，到明清時期，徽州不遠處的長江三角洲，已成為了全國經濟最發達、人口最稠密的市場。徽商的發展不再受到本地的制約，經營范圍也不再局限於藥材、茶葉、紙墨等故鄉物產，而發展為食鹽、當鋪等高利潤的產業，此為地利之便。
文房四寶之一“胡開文徽墨”制作流程中的提取松煙。圖/圖蟲創意
人和，則在於徽州人深重的宗族觀念。由於遷來之時，就多以家族為單位，徽州人的骨子裡傳承著中原帶來的宗族文化，出門做生意，自然而然形成了同姓的徽州商幫；而這樣的文化使得他們對於同鄉的情誼也尤為看重，無論走到哪，徽州籍商人大多會守望相助。
歙縣棠樾牌坊，共7座，明代3座，清代4座。作為對在忠孝節義上“功勛顯赫”的官員的一種表彰，體現了封建社會的宗族觀念和倫理綱常思想。 圖/視覺中國
因而到明清，徽商的影響力達到了全盛時期。當時最繁華的揚州，被戲稱為“徽州人的殖民地”（語出《五石脂》），徽州籍的名商巨賈幾乎個個“腰纏十萬貫”、“富以千萬計”，甚至“百萬以下者，皆謂之小商”。當時徽商的步伐遍佈全國各地，以揚州為核心，北至幽燕（北京一帶），南及閩、粵，西通關、隴，東居蘇、杭，更占據了重要港口，做起了海上生意。
西遞村，門上的“孝”字為理學大家朱熹所題。作為“程朱理學”的故裡，徽州文風科名，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。圖/Knightlee
家大業大的徽商，回過頭來不遺餘力地反哺家鄉，除了賑濟災民、興修水利、建造宗祠，最重要的在於“投資”興辦了大量的書院，扶持同宗族的學子參與科舉考試，使得“天下書院最盛者，無過東林、江右、關中、徽州”。
雄厚的教育實力，使得本就身為“程朱理學”之鄉的徽州科名更盛。明清時期，徽州的進士人數位居各府前列，以至盛傳了許多“科舉佳話”，有“連科三殿撰，十裡四翰林”，有“兄弟九進士、四尚書者”、“一榜十九進士者”，這些金榜題名之人，有不少後來都入朝為官，尤其是歙縣人許國，在明萬歷年間獲封武英殿大學士，死謚“文穆”。至今在其家鄉，還立有一座“不合禮制”的八柱牌坊。
許國石坊建於明萬歷十二年（1584年）。因雲南平逆“決策有功”，晉少保，封武英殿大學士，成了僅次於首輔的次輔，乃建坊。圖/張建平
而這股“亦賈亦儒”的風氣，同樣反過來使得徽商在商、政二界左右逢源。在鼎鼎大名的“紅頂商人”胡雪巖之前，乾隆時期的“揚州八大商”之首江春，就曾“以佈衣上交天子”，成為兩淮鹽業的總商。徽州人似乎總具有某種超前的意識，他們“讀書是功業，經商也是功業”的思想，在那個時代遙遙領先。
婺源石城，恍若仙境。圖/龔躍賢
徽州去哪了？
只看行政區劃，她已然隨著歷史推進煙消雲散。然而卻深深刻入了徽州人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當中，跨越時間長河，以建築、繪畫、雕刻、戲劇、園林、筆、墨、紙、硯等包羅萬象的形式，成為了中國美學元素的符號之一，歷久而彌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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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丨葉吟嘯
圖編丨HonYi
封圖丨 方托馬斯
參考資料
《徽州撿拾歷史的碎片》張建平
《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歷史地位》劉伯山
《從歷史地理看徽商的興衰》葛劍雄
《徽州文化景觀初步研究》黃成林
《明清徽州進士數量、分佈特點及其原因分析》李林琦
《徽派建築的文化含量》陸林焦華富
《淺談明清徽商對揚州園林的影響》朱曉煒
